土尔扈特回归的原因

土尔扈特回归的原因
土尔扈特回归的原因

土尔扈特回归的原因
一,他们饱受沙俄的压迫,如强令渥巴锡带部族出征土耳其；
二,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三,当时的封建的清王朝还很强大,吸引着他们的回归；
四,清统治者的诚心接纳.

沙俄的残暴统治，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向心力。

我认为一是沙皇的统治太残忍，二是他们知道曾经生活的地方。这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没有关系。在古代有些民族只是习惯了被汉民族统治，原因有时是汉民族可以给那些弱小民族以保护。当时还没有中华民族这个词，就是有也是汉民族自称的，并不是当时统治区域内的所有民族，如果是的话就不会有东夷，南蛮，西狄，北戎之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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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一是沙皇的统治太残忍，二是他们知道曾经生活的地方。这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没有关系。在古代有些民族只是习惯了被汉民族统治，原因有时是汉民族可以给那些弱小民族以保护。当时还没有中华民族这个词，就是有也是汉民族自称的，并不是当时统治区域内的所有民族，如果是的话就不会有东夷，南蛮，西狄，北戎之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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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尔扈特是明朝瓦剌的后代，明末清初时属于我国蒙古族的一个组成部分。17世纪30年代，由于相邻的准噶尔部强大起来，形成威慑力量，土尔扈特部的首领不得不带领全体部众，跋山涉水，迁徙到遥远的伏尔加河下游。后来，在他们北边的沙皇俄国逐渐向南扩张势力，威胁土尔扈特部顺从俄国的统治。沙俄强迫他们当兵打仗，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不许他们皈依佛门，还限制他们在那里放牧。但土尔扈特部的人民决不屈服，他们时刻想念着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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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尔扈特是明朝瓦剌的后代，明末清初时属于我国蒙古族的一个组成部分。17世纪30年代，由于相邻的准噶尔部强大起来，形成威慑力量，土尔扈特部的首领不得不带领全体部众，跋山涉水，迁徙到遥远的伏尔加河下游。后来，在他们北边的沙皇俄国逐渐向南扩张势力，威胁土尔扈特部顺从俄国的统治。沙俄强迫他们当兵打仗，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不许他们皈依佛门，还限制他们在那里放牧。但土尔扈特部的人民决不屈服，他们时刻想念着祖国，克服了各种困难，保持着跟清朝中央政府和蒙古各部的联系。1771年1月，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成千上万的土尔扈特妇女、儿童和老人，乘上了早已准备就绪的马车、骆驼和雪橇，在跃马横刀的骑士们卫护下，一队接着一队，陆续出发，离开了他们生活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国他乡。他们一边战斗，一边前进，在缺粮挨饿、疾病流行的折磨下，又击溃了紧跟在后面的沙俄追兵。直到6月底，土尔扈特部历时半年，行程一万多里，历尽千难万险，损失了全部牲口，付出了人员减半的巨大牺牲，终于踏上了家乡故土，投入了祖国的怀抱。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归来十分重视，乾隆邀请土尔扈特部的首领来避暑山庄觐见，派御前大臣亲去迎接。土尔扈特人民“所至如归”，重新安居乐业在祖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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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尔扈特蒙古回归祖国的原因
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原因：
一、与厄鲁特其余诸部的联系是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共同信仰的藏传佛教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三、清政府的关怀与施恩是促使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决定性原因
四、沙俄的欺凌与压迫是促使土尔扈特人回归的直接原因
17世纪，土尔扈特蒙古的回归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由于研究主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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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尔扈特蒙古回归祖国的原因
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原因：
一、与厄鲁特其余诸部的联系是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共同信仰的藏传佛教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三、清政府的关怀与施恩是促使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决定性原因
四、沙俄的欺凌与压迫是促使土尔扈特人回归的直接原因
17世纪，土尔扈特蒙古的回归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由于研究主旨的原因，本文不拟过多地讨论其回归的过程和影响。关于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的原因和清政府对他们的安置，老一辈研究卫拉特历史的史学家马汝珩、王思治〔1〕、马大正〔2〕、马曼丽〔3〕诸先生都对该问题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在诸先生研究的基础上仅探讨其回归的原因和清政府对他们的安置，以便进一步认识清朝民族政策。
关于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原因，中外史著众说纷纭。在清代文人的笔下，由于对当时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处境的无知和对西北厄鲁特人的偏见，完全抹杀了土尔扈特人反抗沙俄压迫和热爱祖国的伟大意义。我们应该在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既要考虑到作为封建领主的土尔扈特领导者个人对这一事件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局限性，也要考虑到当时土尔扈特人进退无据的实际情形，不管怎样，土尔扈特人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最终归顺了清王朝，维护了民族团结的局面，并在后来的发展中对维护国家统一、发展西北地区经济、巩固边疆诸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任何人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至于部分外国著作，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有的强调由于宗教信仰不同促成了土尔扈特人的回归。如果我们综合分析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土尔扈特人与清王朝的关系，我们可以说，促使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中清政府对他们执行的羁縻和笼络政策是决定性的原因与因素。
一、与厄鲁特其余诸部的联系是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明朝末年，当时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洪台吉逐渐取代和硕特领主地位，成为四卫拉特联盟盟主，并“恃其强，侮诸卫拉特”〔4〕，企图兼并土尔扈特等部。同时，土尔扈特部的原游牧地额尔齐斯河中游两岸也受到沙皇俄国的武装侵略和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原分布在塔尔巴哈台西北雅尔（今新疆塔城西北及俄罗斯境内乌拉札地区）的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带领下，连同附近一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部众，共约5万帐19万人，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离开了塔尔巴哈台和额尔齐斯河中游西岸的原游牧地〔5〕（39），经过长途跋涉和无数次战斗，击败了途中阻拦的诺盖人，越过哈萨克草原，于17世纪30年代，向西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下游南北两岸的广大草原〔6〕（164）。当时的伏尔加河下游，荒无人烟或人烟稀少，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土尔扈特人把这里看作是休养生息、发展畜牧业、繁衍部落的理想境地，放牧牲畜，逐水草而居，行围猎之利。活动范围东至乌拉尔河，与哈喇哈尔榜为界，西至顿河，界图里雅斯克（即土耳其），南至黑海北岸哈萨克地区，西至萨拉托夫，接俄罗斯国境〔7〕。部落居住中心是在伏尔加河与乌拉河之间的马怒托海，和鄂尔勒克的牙帐设于伏尔加河支流的阿赫图巴河。在这里，他们遵循古老部落组织的习惯和观念，“置鄂拓克，设宰桑”，管理部众。按照传统政治制度建立的议会组织“札尔固”，由8名王公贵族组成，他们“实际上是汗手下的辅助大臣和助手”，是本部最高的议事、决策和权力机构，经常商定部落内外大事，制定法律和执行部落传统的习惯法，解决部落之间的矛盾、争议和各种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和部落的稳定。
土尔扈特人西迁后，一直保持和加强与其他卫拉特部及内地的联系，从无间断。清崇德五年（1640年），和鄂尔勒克出席了在巴尔巴哈台举行的由准噶尔部巴图尔洪台吉等发起召开的喀尔喀、卫拉特封建领主大会，共同制定了《蒙古卫拉特法典》，法典长期以来在伏尔加河下游蒙古地区沿用。土尔扈特经过几代开发经营和休养生息，牧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牧民的生活也有些改善，其所在领域不断扩展，传至第四代阿玉奇时，其控制范围日益扩大，“东西可行三十日，南北可行二十日”〔8〕，土尔扈特部的财富和实力有所增长。后来当准噶尔和哈萨克人多次发生大规模战争时，土尔扈特部也派人参加。为联络感情，消除隔阂，土尔扈特还和准噶尔部结成世代姻亲的关系。和鄂尔勒克将女儿嫁与准噶尔巴图尔洪台吉，巴图尔亦将女儿嫁给和鄂尔勒克之孙朋楚克。和鄂尔勒克重孙阿玉奇又将女儿嫁给巴图尔之孙策旺阿拉布坦。几代联姻，加强了土尔扈特与卫拉特诸部的关系，促进了土尔扈特和伊犁河流域同胞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方面的联系。土尔扈特和厄鲁特其余诸部的联系也一直没有中断。
二、共同信仰的藏传佛教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在各民族社会中，宗教组织是制度性组织之一，是维系民族道德伦理，保持个人内心平衡，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及激发民族认同意识的重要因素。土尔扈特人崇信藏传佛教格鲁派，他们熬茶敬佛，在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都离不开喇嘛教，即使远徙伏尔加河流域，也不时派人或由土尔扈特上层人物亲自到西藏熬茶布施，这对维护土尔扈特蒙古内部团结及保持与卫拉特其他各部联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西迁伏尔加河流域后，沙俄政府认识到，要牢牢控制土尔扈特，必须改变其宗教意识形态，断绝他们与蒙古各部和内地各民族人民的宗教联系，而代之以俄罗斯的东正教这种西方的宗教。为此,彼得一世甚至亲自发出谕旨，要求传教士学会土尔扈特语言，以便说服土尔扈特人改信东正教。他们“无所忌惮地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施加洗礼”〔9〕（145），制造宗教矛盾和纠纷，对土尔扈特部众进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妄图消灭藏传佛教，引起土尔扈特部众及僧侣的恐慌和公愤，激起他们的强烈反抗。土尔扈特汗渥巴锡回归后曾经说：“俄罗斯不兴黄教，愿依大皇帝兴黄教之地，以安部众。”〔10〕（282）乾隆对土尔扈特回归的原因作了详细调查之后也说：“俄罗斯素不奉佛，土尔扈特在彼俗尚不同，知伊犁黄教振兴，因思还归故土。”〔11〕20世纪初俄国驻塔城领事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在新疆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据土尔扈特人至今尚存的传说，他们之所以从俄国跑回来好象是因为在那里要他们改信基督教，他们反对”，“土尔扈特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们以前在俄国住过，当人们问起他们为何要离开那里时，他们就画个十字说在俄国要强迫他们做这个，所以他们就离开那里了”〔12〕（64）。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相结合，深刻地说明，藏传佛教在促使土尔扈特人东归的问题上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三、清政府的关怀与施恩是促使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决定性原因
土尔扈特东返伊犁河流域的计划不是偶然的，清政府出于政治需要对他们的关怀和施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土尔扈特人自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后，由于远离蒙古诸部，势单力薄，无法抗御沙俄的欺凌和自然灾害的袭击，因此时常怀念伊犁河流域蒙古各部和故土，并不断派人到伊犁蒙古诸部和祖国内地建立密切联系，使节往来不绝。
顺治三年（1646年），当青海和硕特部固始汗向清朝朝贡时，和鄂尔勒克子书库尔岱青、罗布藏诺颜就随固始汗进表“附名以达”〔13〕（128）。顺治十二年（1655年），书库尔岱青曾派遣钖喇布鄂尔巴向清朝奉贡，与清政府建立直接联系。其后，和鄂尔勒克子伊勒登、罗卜藏诺颜及子多尔济都曾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和顺治十四年（1657年）相继向清朝遣使沙克钖布特“贡驼马二百余，复携马千，乞市归化城”〔7〕，要求清朝准其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进行茶马互市，允许他们去青海、西藏熬茶礼佛，皆被清政府接受。阿玉奇为汗时期，和清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使节“表贡不绝”〔14〕。
康熙三十五年（1699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和东蒙古，清军在昭莫多一战，噶尔丹军惨败。康熙为防其窜回伊犁，断其归路，命策旺阿拉布坦在阿尔泰山堵截，阿玉奇汗也派宰桑多尔吉扎布领兵千人前往策旺阿拉布坦处设防〔15〕（148）。噶尔丹兵败身亡后，阿玉奇汗又遣使至清政府“入贡祝捷”〔7〕。阿玉奇汗和清朝与内地联系的贡道曾一度为准噶尔所阻隔。康熙三十八年（1702年），土尔扈特“复遣使额里格克逊等奉表贡”〔15〕（157），结果贡使在返回途中被准噶尔策旺阿拉布坦杀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阿玉奇嫂携子阿喇布珠尔由伏尔加河出发，前往西藏熬茶供佛，回归时途经准噶尔地，为策旺阿拉布坦所阻，无法返回伏尔加河。便“以准噶尔道梗，留嘉峪关外，遣使至京师，请内属”〔15〕（159），要求清政府予以安置牧地。清政府允其所请，封阿喇布珠尔为固山贝子，划嘉峪关外党河东之色尔腾为其游牧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阿玉奇遣使臣萨穆坦等“假道俄罗斯，达京师，表贡方物”〔15〕（161），经由俄罗斯境西伯利亚和库伦地区至内地向清政府进贡，并协商接回阿喇布珠尔事，历经两年多才到达。
乾隆二十二年，土尔扈特部又遣台吉乌巴什多尔济和吹札布上表入贡，吹札布假道俄罗斯到达北京，受到清朝的重视和热忱接待。高宗在热河避暑山庄，亲自接见吹札布等人，赐宴万树园，并派遣官员护送其入藏熬茶献物，并亲自赋诗以志此事（1）。吹札布一行返回北京时，高宗再次召见他们，详细询问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下游的生活、生产情况以及与沙俄的关系，吹札布介绍了他们的遭遇与困境，一再表示土尔扈特对俄罗斯是“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肯自为人臣仆”,并非沙俄属国，并为高宗绘制了“北界俄罗斯；南界哈萨克；东界和阿喇哈尔榜；西界图里雅斯科”〔16〕（216）的部属分布图。土尔扈特远徙伏尔加河流域，历经艰辛，不断遣使来贡，加强与内地的密切联系，高宗深为感动，对他们十分重视和热情，每次来使回归时，均隆重相送，并赏赐大量金银财物、罗绫绸缎，以示抚慰。
清政府在与土尔扈特建立朝贡关系的同时，为了表示对寄居异域的土尔扈特部的关怀和对西北准部用兵的政治需要，清政府还先后两次派遣使团至伏尔加河下游，进行联络和探望。
康熙皇帝为了联络阿玉奇汗，进而牵制策旺阿拉布坦，同时表示对土尔扈特人的关怀，正式派内阁侍读图理琛出访土尔扈特。使团主要成员有：太子侍读殷札纳、厄鲁特人舒哥和米斯，另有随从武官3名，家仆22名，连同阿喇布珠尔所遣4人，总计34人绕道俄罗斯境而行。使团于6月3日，由北京出发，经张家口，直北穿察哈尔蒙古至喀尔喀蒙古，再由楚库柏兴（今俄罗斯色楞格斯克）到西伯利亚，向伏尔加河下游进发。沙俄对清政府所遣使团很猜忌，采取不欢迎态度，“故导我使纡道行”〔15〕（161），百般阻挠使团行动。使团直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一月才抵达俄罗斯与土尔扈特的边界萨拉托夫。同年4月12日，图理琛等抵达阿玉奇驻地马奴托海。阿玉奇命各部台吉、喇嘛各率所属人众前往迎接，沿途陈设筵宴，排列牲畜，热情接待，欢迎仪式十分隆重，图理琛等人向阿玉奇下达康熙谕旨，转达康熙问候。阿玉奇对图理琛等人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而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以此表示自己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同时建议：“天使返旗时，查看俄罗斯国情形，凡目击视见者，须当留意奏知大皇帝，作何区处，悉听大皇帝睿鉴”〔17〕，充分流露出思念故土之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六月，使团在土尔扈特人欢送下归途，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四月回到北京，圆满完成了康熙交付的出使探访使命。
图理琛使团是清朝派往中亚的第一个使团，给土尔扈特蒙古族带去了清朝的慰问和关怀，增强了土尔扈特部和祖国人民的联系与感情。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说：“中国派了一个使团去土尔扈特那里试探情况，播下了一粒在半个世纪后才会成熟和结果的种子，那就是，使这些离家的游子重返他们的故土准噶尔”〔18〕。这是清政府争取土尔扈特的重大措施，也是促使土尔扈特部以后下决心离开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祖国的一个重要因素。继图理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之后，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又派侍郎托时、副督统满泰等借祝贺新沙皇彼得二世即位前往土尔扈特探望，满泰等人顺利到达土尔扈特，完成了使命〔19〕。雍正九年（1731年），世宗又遣内阁学士班弟、总管内务府大臣赖保等人组成使团随祝贺安娜女皇即位的德新使团往伏尔加河下游探视。清王朝对土尔扈特人的探视和关怀，在最终促使土尔扈特人东归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沙俄的欺凌与压迫是促使土尔扈特人回归的直接原因
土尔扈特西迁伏尔加河下游后，沙俄一直将其视为眼中钉。16世纪中叶，沙俄用武力相继占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和诺盖汗国后，接着就把侵略魔爪伸向其觊觎已久的土尔扈特蒙古，侵略破坏活动连续不止，但土尔扈特人奋起抗争，从未屈服。
顺治元年（1644年），西迁后第一代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进攻俄占阿斯特拉罕城，在战斗中牺牲。沙俄鉴于土尔扈特有相当的实力，企图在四卫拉特中进行分化瓦解。1642年，沙俄利用土尔扈特部和准噶尔部的矛盾，派遣克列皮可夫见巴图尔洪台吉，诱骗他和沙俄合作，用武力联合进攻土尔扈特部，遭到拒绝，后又企图拉拢和硕特部阿巴斯一起进攻，也未能得逞。
面对沙俄侵略的威胁，相继为汗的和鄂尔勒克子书库尔岱青、孙朋楚克、曾孙阿玉奇等并没有在沙俄淫威下屈服，而是继承和鄂尔勒克遗志，对沙俄进行了坚决斗争。认为“自己有权在草原上游牧，在河流中航行”，因为“土地和水是佛的”，并对侵略者说：“他们永远不当谁的奴隶，除神以外，他们不怕任何人”〔20〕（17）。顺治三年（1646年），沙俄为了达到控制土尔扈特的目的，乘书库尔岱青赴西藏熬茶礼佛、晋拜达赖喇嘛之机，在土尔扈特贵族中，大肆进行煽动，诱骗他们“要求俄国保护”，但其企图也落空。之后，又从军事上施加压力，在土尔扈特部沿边周围，修筑军事要塞，屯驻侵略军，并不断对土尔扈特部进行骚扰。在武力威胁因遭土尔扈特部众反抗未能奏效后，即转换策略，采取政治手段，在贵族中进行威胁利诱和分化瓦解，以图达到控制土尔扈特并使其归顺的目的，妄图以升官和物质引诱书库尔岱青及其子朋楚克等人来归顺，均遭他们拒绝，其妄图直接统治土尔扈特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17—18世纪，彼得一世统治沙皇俄国，为了适应其国内新兴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进一步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一方面，在南方夺取黑海出海口，和瑞典进行长期战争；为支撑战争的需要，沙俄在国内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加紧征兵征税，同时，对邻近的土尔扈特蒙古等部，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并强迫土尔扈特部众开赴前线为其作战，伤亡颇多，严重削弱了土尔扈特蒙古的力量。康熙十二年（1673年）后，沙俄又强迫土尔扈特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土尔扈特蒙古地区多种商贸经济特权，并进一步在政治上实行控制，公然宣称土尔扈特已属己有，因而遭到了土尔扈特人民的强烈反对和顽强抗击。17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末，土尔扈特人积极响应由俄国农民领袖拉辛率领的顿河、伏尔加河农民起义和巴什基尔人起义。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阿玉奇汗领导下，袭击了沙俄统治下的许多城市和地区，狠狠打击了沙俄对伏尔加河流域的势力。雍正二年（1724年），阿玉奇汗逝世，由其孙敦罗布喇什继位，沙俄乘机加强控制，并强制实行对土尔扈特汗的任命权。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敦罗布喇什身故，由其子渥巴锡继位，时年仅十九岁。沙俄欺其年少，乘机将土尔扈特直属于汗的最高权力机构王公议会“固尔札”，强行隶属于沙俄外交部的控制下，对“固尔札”成员实行年俸制，并派遣官员直接进行管辖，干涉“固尔札”内政，以达到通过“固尔札”架空汗权的目的。与此同时，沙俄政府又在土尔扈特内部另找代理人，任命策伯克多尔济为“固尔札”首领，以分化瓦解土尔扈特内部力量，与渥巴锡汗相对抗，进而驾驭土尔扈特。
在叶卡捷林娜二世统治时期，俄国内以阶级矛盾为主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沙俄政府除了更加紧剥削和压迫国内的各民族农民外，对土尔扈特部也采取进一步掠夺、控制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沙俄一方面在其周围加强驻兵，以武力相威胁，形成包围之势；另一方面，又派出大使基申斯科夫驻于土尔扈特部，对土尔扈特人的行动和动向进行直接监督，并从事一系列特务活动。为限制渥巴锡的权力，沙俄政府于1762年宣布改组土尔扈特议会“固尔札”，规定其成员与汗有同等的权力地位，以削弱汗的势力，并阴谋策划用投靠沙俄且已加入东正教的杜尔伯特贵族敦杜克夫来代替渥巴锡汗，建立傀儡政权，妄图使土尔扈特成为沙俄管辖的行政区域。但是，土尔扈特人对沙俄采取了比较灵活的策略，并保留着基本独立的状态。正如帕里莫夫所说：“卡尔梅克人在极为隆重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气氛中向俄国政府代表人的宣誓，并未制止住卡尔梅克人去袭击俄国辖区，抢劫、屠杀以及俘虏俄国人。17世纪40和50年代，卡尔梅克人接连不断袭击乌发、喀山、萨马拉的俄国村庄和巴什基尔人的村庄，以及袭击萨拉托夫、察里津和阿斯特拉罕一带。经常在袭击之后，又向俄国政府认罪，为自己寻找开脱的理由。但又签署新的誓言，并立即违背这些誓言”〔20〕（17）。
面对土尔扈特固有的政权机构即将被废除，民族权力即将丧失的危机，土尔扈特部从王公贵族至广大的牧民都表现了极大的忧虑和不安。正如乾隆在《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中所说：“以俄罗斯征调师旅不休，近且征其子入质，而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故与合族台吉密谋携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以息肩焉。”〔21〕（14）土尔扈特部以渥巴锡为首的热爱本民族和祖国的王公志士，为了使土尔扈特蒙古免遭灭亡，经过秘密酝酿，终于选择了一条东返伊犁河流域的光明之路。
土尔扈特蒙古为反抗沙俄的压迫奴役，不畏艰险，万里迢迢，回归祖国，这不仅是18世纪我国民族史上一桩可歌可泣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世界史上罕见的悲壮义举。事实证明，清政府对土尔扈特实行的优恤和安抚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这些政策和措施不仅使土尔扈特人民从困厄苦难中被解救出来，也达到了安抚上层贵族，使全体民众效忠中央王朝的目的。长期以来，土尔扈特部众和新疆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内勤耕牧，外御强敌，为开发和捍卫祖国西北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和乾隆皇帝实施这一政策的历史功绩是分不开的。

收起

受不了

佩服渥巴锡，那麽年轻，就做了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而且艰难险阻都没有让他们退却。去世的时候，还告诫部族，不要生事。了不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