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时的社会情况

清朝末期时的社会情况
清朝末期时的社会情况

清朝末期时的社会情况
土地的高度集中 清代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剥削的加强,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土地的大量掠夺上.满族贵族不仅在入关之初大量圈占土地,以后更倚仗其权势继续抢占民田.汉族大官僚和一般地主也都竞相兼并土地.例如,康熙时,大官僚高士奇“以觅馆糊口之穷儒,忽为数百万之富翁”,仅在本乡平湖县就“置田产千顷”,又在杭州西溪“广置园宅”.在广东,“富豪与民争利”.农民辛勤开垦的荒地,“及至成熟”,“其业遂为富者所夺”.乾、嘉年间有名的奸贪权臣和珅掠夺兼并农民土地达八十万亩.他的两个家丁也仗势掠夺别人土地六万多亩.在地主阶级采用各种手段大肆兼并土地的情况下,农民纷纷破产,变成了地主的佃户和雇工.
　　残酷的地租 清代货币地租虽有发展,但总的还是以实物地租为主.其中分成租制的剥削率,一般都在收获量的一半以上,有的“岁取其半”,有的“四六派分”,有的甚至高达七成、八成.定额租的租额自然是按分成租制的最高租额确定的,所以这种定额租制同样是残酷的.它规定的租额每亩一般都在一石左右,高者达二石以上.
　　正租之外,还有许多巧立名目的额外剥削.诸如勒索“冬牲钱”、“轿钱”,逢年过节还要索取“送节钱”,嫁女要送“出村礼”,甚至佃户家里死人也要纳“断气钱”,有的还要服各种无偿劳役,等等.
　　繁重的赋役清朝封建政府对农民进行的赋役剥削,也越来越重.清初赋役,是依照明朝万历年间钱粮则例和旧额,经过清核,基本上按一条鞭法的办法,将正、杂、本、折钱粮,开列易知由单,汇总统一征收.除沉重的正额赋银外,还有盐课、茶税、渔税、牙税、契税、当税、关税等各种名目的杂税.此外,还有花样繁多的各种额外加敛.例如“折耗”,即在征收漕粮时,先有“斛面浮收”,而后又发展成“折耗”.这是借口粮食存放仓库时,要有“鼠耗”、“雀耗”等耗损,故加收一部分折耗粮.再如纳银时有所谓“火耗”的加派.“火耗”,名义上说是要把交纳的碎银子熔销改铸成大块,以便送库保存,再加在返解送的耗费,所以要“稍取盈以补折耗”.实际上地方官把这项敲剥的收入,都装入自己的腰包.雍正时,清统治者规定“火耗归公”,正式改为田赋的附加税.另外,在征收钱粮和捐税时,还要在定额之外,提取一部分以供官吏的额外开支,叫作“陋规”.实际上“陋规”已成为官吏合法的贪污.
　　吏治的腐败
　　清代时期的封建官僚统治机构日益腐朽,大小官僚结党营私,互相倾轧,贪污腐化,贿赂公行.
　　如在康熙时,入直南书房的少詹事高士奇,与左都御史王鸿绪结为死党,同大学士明珠一派互相攻讦.康熙帝曾气愤地说：“公家之事,置若罔闻,而分树党援,飞诬排陷,迄无虚日.朕于此等背公误国之人,深切痛恨.”迨至乾隆、嘉庆时,情况更为严重.如军机大臣和珅,结党营私,包庇亲信,为害更甚于前人.
　　贪污腐化更是清代统治阶级的普遍现象.乾隆以后,贪风更炽.和珅 就是一个典型.他当政二十余年,贪赃枉法,无所不为.嘉庆初,和珅被抄家,据不完全统计,抄出的赃物和私财计有黄金33500多两,白银300余万两,当铺12座,土地1260余顷.同时又有大量房产,如仅北京城内收租房就有一千余间,亭台楼阁数百间.另外,还有珍珠手串二百余,大珠、大宝石超过御用,绸缎毛皮等珍贵衣物数逾千万,其他各种古玩、玉器、珍品不计其数.这笔巨大的财产,和珅垮台后全部落入了嘉庆帝的腰包,所以当时就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谣.
　　在整个宦海中,更是上下攀援,互相庇护.下级官吏取媚于督抚以为靠山,督抚拉拢京官以为奥援,而在京部院大臣则务求“迎合上意”以固权邀宠.全国上下形成了一个贪污行贿网.
　　手工业工人的反抗斗争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清代手工业工人的反封建斗争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680年（康熙十九年）,清朝统治者在安徽芜湖进行额外苛征,剥削商贾,对民船所载日用柴米等物,尽皆抽税,激起芜湖全县商民“罢市三日”.1784年（乾隆十三年）春,在苏州更爆发了以“贩夫”顾尧年为首的反封建官府及富商牙行囤积粮食的斗争.当时苏州地区因淫雨连绵,稻米减产,当地绅商乘机囤积,以致米价上涨,广大市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有市井贩夫顾尧年者,倡言请平米价”,得到了数万市民的支持.但这场规模巨大的市民反抗斗争,最终遭到统治者的血腥镇压.
　　早在1660年（顺治十七年）,广东从化铁矿工人占据山中进行斗争.次年（顺治十八年）,广东清远炉工聚集起义.他们分为两支,一支以丫髻山为据点,四出活动,“邑兵乡勇屡战不能扑灭”；一支聚集在太平池水,对地主豪绅进行了严厉镇压.至康熙五十一年,英德炉工关凤生等又起来进行斗争.
　　清代各种手工业工人反对作坊主剥削、压迫的斗争也非常活跃、频繁.例如苏州的踹工、织工、纸工、烛业工人,景德镇的陶瓷工,门头沟的煤窑工,北京的香工,云南的矿工,广州的织工,陕西的木工和铁工等等,都曾先后爆发了反对作坊主克扣工价、开除工匠和要求增加工银、反对封建政府压迫的“齐行叫歇”的斗争.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苏州踹工在邢春林、王德等人的领导下,又展开了一场“增添工价”的斗争,并成立踹工自己的组织——“踹匠会馆”,以组织、领导踹工进行斗争.
　　苏州织工的斗争也非常活跃.织工们为反对作坊主随便开除工人并要求增加工资,于1734年（雍正十二年）,以各种“帮行”名义,组织力量,“聚众叫歇”,“勒加银两”,曾“迫使机户停织”.像这样的斗争以后仍不断发生,而且斗争的方法越来越多样化.
　　雍正以后,在广州的丝织业、打石业和佛山镇的绫帽业中,还出现了工人自己的组织“西家行”.每当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时,即由“西家行“的“先生”出面向东家交涉.
　　清代手工业雇佣工人的反抗斗争,是新的经济因素在阶级斗争上的反映.当雇工起来进行斗争时,作坊主总是和封建官府勾结起来,对工人进行镇压.所以当时雇佣工人不仅遭受作坊主的剥削和奴役,而且同时还遭受清朝封建政府的压迫和束缚.这种情况使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的障碍.